“最自由的臨時工”

　　我到美國的第一年，在克里夫蘭攻讀碩士，閑暇時想找一份零工。一次，一位美國朋友讓我去當“的哥”，我馬上來了興趣。　

　　要做“的哥”，先要考證。考試很簡單，體檢加學習班，再查看一下駕駛記錄，只要以前不酗酒，在開車時沒出過什么大事故，就OK了。通過考試后，我領到了一張出租車司機執業資格證書。　

　　美國的出租車公司好似超市，全天候開放，隨便什么時候去都能和它簽合同，合同可以簽一天或者一個月、幾個月，簽完合同就可以把車開走。按照法律規定，連續開車不能超過12個小時。一天的活干完，只需回到公司交納八九十元的租賃費和耗油費，剩下的錢全都歸司機。難怪學習班的老師說，當出租車司機是世界上“最自由的臨時工”。　

　　外鄉人、酒鬼和“馬路殺手”　

　　“黃色”是全美最大的出租車連鎖公司，因為每輛車噴的都是黃漆而得名。一年中，我基本上都在開“黃車”。克里夫蘭的出租車統一標價，起價費是1.8美元，但這些錢只能走1／6英里(每英里等于1.6公里)，車開了一會兒就開始跳表，之后每公里收費1.4美元。　

　　在私車普及率極高的美國，出租車乘客十分有限。經常打的者一般分為3種：前來出差的外鄉人、酒鬼和不開車的人。不開車的人除了部分養不起車的人，還有很多是駕駛證被吊銷的“馬路殺手”。　

　　為小費超額“偷著樂”　

　　美國的乘客大多給司機小費，數額一般為車費的20%至25%。有時，小費會意想不到地“超額”，我常常為此“偷著樂”。一年夏天，一個到克里夫蘭來探親的女大學生上了我的車，聊著聊著，發現我們所學的是同一個專業。他鄉遇“知音”讓她備感驚喜，下車時，她給了我雙倍的車費。　

　　酒鬼有時也十分“慷慨”，明明只有20美元的車費，他會莫名其妙地塞給我100美元。我告訴他給多了，他卻說：“就當小費吧！”天氣寒冷時，飛機常常誤點，機場里的出租車往往供不應求，于是很多乘客只能合伙打一輛車。與國內不同的是，那里合伙打車的人依然正常付費，各付各的，便宜全給司機占了。　

　　“我沒帶錢”　

　　然而，有時也會遇到收不到車費的時候。一天深夜，在喧鬧的酒吧區，一個迷了路的女子坐上我的車。把她送到目的地后，她卻雙手一攤說：“我沒帶錢。”在美國，每個出租車司機都有過這樣的遭遇。　

　　還有一次，一個爛醉如泥的大漢鉆進我的車。我開了足足半個小時才把他送到賓館。誰知他一開車門，向我揮揮手說：“不好意思，我沒有錢。”然后徑自離去。我馬上叫住他：“回來！回來！”這個醉漢迷迷糊糊又鉆進了車里。我一踩油門，開到了就近的警察局，他還渾然不覺。我下車報了警，不一會兒，兩名警察把他抬進了警察局，據說拘留到第二天下午才放他走。雖然出了口氣，但我的損失卻無法彌補了。　

　　“司機身上只有5元現金”

　　當地有一種說法，當出租車司機要比當警察危險得多——每年出租車司機的死亡率比警察高3倍。出租車司機身邊總是有不少現金，經常會被犯罪分子“瞄”上。盡管很多出租車上安裝了儲款箱，鑰匙只有回公司才能取到，車身上還噴刷著醒目的字樣——“司機身上只有5元現金”，但危險還是不斷發生。　

　　有一次，我在一個黑人街區搭載了一對母女，母親要把女兒送到親戚那兒，然后再坐我的車回來。回程的車上，這位黑人婦女坐在后座，和我聊得非常開心。到站了，她問我能否找開一張百元大鈔，我剛說完“當然可以”，就聽到開車門的聲音，回頭一瞧，她肥胖的身軀已經靈活地鉆出車門逃之夭夭了。我馬上追上前去，只聽她大吼一聲，街邊立刻竄出一二十個黑人，氣勢洶洶地朝我沖過來。我趕緊鉆回車內，調頭就跑。　

　　美國人也花“公家”的錢　

　　創記錄的那一天，我共賺了700美元，這還得“感謝”航空公司誤了客人的班機。那天晚上，我正好在機場排隊候客。有兄弟倆從得克薩斯州來，在克里夫蘭轉機前往溫哥華，轉機的航班誤了點。航空公司承諾，如果他倆非要今晚趕去，可以給安排出租車。弟兄倆點名要乘“黃色出租車”，我是隊伍中的第一輛黃車，便中了“頭彩”。　

　　當晚9時多，我滿心歡喜地開往邊境城市水牛城。這一趟“差”，我進賬500美元——全由航空公司簽單。美國人也樂得花“公家”的錢。在選舉日，老百姓到選區去投票，來回打的費都可由選舉委員會報銷。到了那時，我的生意總是特別的好。　

　　“我是克林頓的內勤”　

　　一次在機場，一個彪形大漢跨進我的車。他身穿黑色西裝，打著黑色的領帶，手提一只皮箱，還戴著一副墨鏡，樣子有些不茍言笑。　

　　在美國，沉默被視為對顧客的不尊重。在出租車上，我早已練就一張“貧嘴”。彪形大漢剛上車，我便與他搭訕：“你到克里夫蘭有何貴干？”“克林頓下月要到這兒來。”“克林頓要來？關您什么事啊？”“你知道我是誰？”彪形大漢無可奈何地冷笑一聲：“實話告訴您，我是克林頓的內勤人員。”我恍然大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