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到病，相信現代人頭腦里很快就會浮現出：、發燒、、口腔炎、扁桃腺炎、性、、、病、、、腦、炎、甚至等等。近現代醫學自從明確了這些病名，很自然地走向了一條“對癥下藥”治病定式，如者，投以阿斯匹林;者，馬上使用降壓劑;狹心癥或心肌梗塞者，隨時準備一粒硝基甘油錠;長了癌腫則以手術割除，再用化療放療以希望能對癌“斬盡殺絕”，這種〝兵來將擋、水來土掩〞的對癥治療，滿足了患者希望看到的立竿見影效果的心理需求，在一定情形下，臨床也確實有“急則治其標”的必要性，但同時留下的藥源病和醫源病也成為當今社會難題之一。

美國狄恩?博威爾醫師曾感慨說：“我們將傳授于你的知識中，有一半是錯誤的。不幸的是，我們并不知道是哪一半。”這話其實并不夸張，讓我們回頭去重審一段歷史也許會有所悟：1676年荷蘭人呂文胡克創制出第一架可放大200倍左右的顯微鏡，從此人們知道在自然界有肉眼看不見的微生物存在。再后來放大幾百倍甚至幾十萬倍的電子顯微鏡問世，人們又知道了在自然界還有一類普通光學顯微鏡看不到的，能通過細菌濾器的比細菌還要小的微生物——病毒的存在。此后，人們對病毒、細菌等的結構與功能、新陳代謝、遺傳變異、致病機理以及種類等認識突飛猛進，相應的抗生素也不斷被發現，并被廣泛運用于臨床，人們也確實體會到了殺死病毒細菌那種立竿見影療效的快感。

然而，隨著抗生素的廣泛應用，一個很嚴重的問題逐漸顯現，細菌對抗生素的抗藥性逐年增加，這種情況不但嚴重影響了臨床療效，額外增加抗生素的消耗量，而且尤為嚴重的是，抗生素對人類的負作用也是非常大的，突出的危害表現在導致人體內穩態失調。在抗生素代代升級卻趕不上致病微生物變異繁殖速度的今天，人類面臨的是諸如流感病毒、乙病毒、SARS病毒、毒、手足口病毒(腸道病毒)等致病微生物在向人類瘋狂地報復，人類處于手忙腳亂地疲于應對狀態中。

我們知道，大自然經過億萬年的自我發育而產生的生物圈是來之不易的，有人比喻，一幢富麗堂皇的大廈并不比一方貌似混亂的叢林更有秩序，因為前者是人為因素的產物，稱為“他組織”，“他組織”的秩序是一種死秩序，后者稱“自組織”，而“自組織”的秩序則是一種活秩序。當遭到外來沖擊時，在一定程度范圍內，“自組織”的秩序有自我修復能力。如人體是個微生態環境，其中有100多種細菌，總量可達100兆個。這些細菌必須達到生態平衡，人體才會健康。人類長期使用抗生素類藥，嚴重破壞了人的內穩態，也就是自組織秩序，尤其是廣譜抗生素類藥。

世界上所有事物之間都有著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相互制約的關系，特別是在生物界，無論是動物、植物，還是微生物，它們的存在必然會影響到其他生物，盛衰依存，禍福倚伏，共同形成一張環環互扣、絲絲相連的大網。每一種生物都是它所在食物鏈上的一個環節，通過食和被食的關系和其他生物相連。所以中國傳統文化中所蘊藏的對待自然的智慧和倫理原則極具環保意識。“中庸”這個范疇，最早是由孔子提出，是儒家處世的美德規范。中庸也叫中和，基本涵義是和諧、平衡、恰到好處。達到了中和的境界，天地就各得其位，一切都會走上正確的軌道，萬物也會發育成長和繁榮。中醫的治病觀，正是立足于這種觀念之上的治病方法，“提挈天地，把握陰陽，精氣，獨立守神，肌肉若一，和同于道”是最佳安身立命之道，立足“陰陽失調謂之病”及“一陰一陽之謂道，偏陰偏陽之謂疾”的認識高度，治療方面給予“和于陰陽，調于四時”，“毒藥攻邪，五谷為養”，“四時五藏，病隨五味所宜”的調理，強調主體的自我控制與整體把握，而不是分析中了什么細菌病毒。我們的是自然的空氣，喝的是自然的水，吃的是自然的飯，所以我們的生存是離不開細菌微生物的。大自然給人生存的權利，也給細菌病毒同樣的生存權利。按中醫的理論：“正氣存內，邪不可干，邪之所腠，其氣必虛”，就是說你如果陰陽處在一個很平衡的狀態，你就不會得病，你就可以和這些細菌病毒和平共處;如果你自身的正常狀態被打破，賦予了致病因子生存發展的條件了，它就危害你了，你就病了。

中醫治療一切以養為主，以治為輔，以內為主，以外為輔。一切養生和診治方法都是為了回到主體自身，調動內在的生命因素，靠機體自身的內在功能，去適應自然，達到健康與長壽的目的。所以無論是調和營衛的“桂枝湯”，還是清熱解毒的“銀翹散”，還是辛溫解表的“麻黃湯”等等歷代名方，其根本都是為了提高人體與自然相適應的能力，以提高健康指數為要旨。為什么兩千年以前的《傷寒論》方子到現在還有效?因為中醫治的是人不是病，中醫在治療的過程中，是用藥物的偏性來糾正人體的偏性，讓致病因子賴以生存的條件被打破，改善人體的內環境，讓你的內環境得到自我修復，這是中醫對治病的理解。這就是為什么用兩千年前的“麻杏石甘湯”治療今天的依然有效的原因。中醫這種“天人合一”、“順應自然”、“中庸達觀”治病觀，不僅與西醫“短兵相接”、“針鋒相對”治病觀相輔相成，更是在努力追求一種崇高的理想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