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鐵濤的中醫脾胃學說

    鄧鐵濤善治胃、十二指腸潰瘍，完全得益于這些理論作指導，他認為此病成因較為復雜，多因幾種因素的反復作用而成。于諸因素中，較為重要的有三大因素——飲食因素、精神因素、體質因素。三者之中又以體質因素為關鍵性因素，體質因素即脾胃虛。從臟腑的關系來看，病生于胃，受侮于肝，關鍵在脾。脾氣虛常為此病的重要一環。>>>>>國醫大師鄧鐵濤養生重養心養德 堅持冷熱水交替洗澡

    在分型治療上，對肝胃不和者，常用四逆散加云苓、白術、大棗；脾胃虛寒者，常用黃芪建中湯加減；脾虛肝郁兼瘀者，常用四君子湯加黃芪、紅花、桃仁、柴胡、白芍、海螵蛸之屬；胃陰虧損者，常用麥門冬湯加減（麥冬、黨參、沙參、石斛、玉竹、云苓、烏梅、甘草）。并指出，此病雖成因多種，但必因脾胃之氣受損至不能自復而后成病，常是慢性而反復發作，故不能滿足于癥狀的緩解而中止治療；脾胃氣虛為本病之根本，因此不管原屬何型證，最后均需健脾益氣或健脾益氣再加養胃陰，鞏固治療2至4個月，方可言收功。他的這一學術觀點，是脾胃學說理論在治療胃腸道疾病上的繼承與深化。

　　60年代初，廣州中醫學院與中國人民解放軍157醫院聯合進行脾胃學說的研究，根據張仲景“四季脾旺不受邪”與李東垣“內因脾胃為主論”，提出了脾胃與預防疾病關系的研究。鄧鐵濤是研究組的主要領導成員。他們對嬰兒消化不良和慢性無黃疸型肝炎進行治療和實驗觀察，發現消化不良病兒經健脾施治后，胃排空時間縮短，胃液酸度與酶活性均提高，血白細胞增加14．6%～40%，分類以中性粒細胞的增加為明顯，其對金黃色葡萄球菌的吞噬率增加0．5～1．5倍，吞噬指數提高0．2～16．7倍，取得了“健脾與免疫功能的加強緊密相連”的臨床與實驗資料。另外，他們以“見肝之病……當先實脾”的理論作指導，治療了162例慢性無黃疸型肝炎，取得了較高的療效，從而認識到本病不單在肝，更重要的是在脾，提出了著重治脾，兼治肝腎的治療原則。并撰寫了《脾旺不易受病》的學術論文，提出了脾旺與免疫功能的正常有一定聯系的學術觀點。在那些日子里，他們還運用中醫中藥治療了不少急腹癥的患者，總結出采用攻下、針灸等療法治療急性闌尾炎、腸套疊、蛔蟲團梗阻、膽石癥、膽囊炎等急癥的治療經驗。為中醫藥能治療急腹癥提供了一定的臨床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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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鐵濤的中醫脾胃學說

　　70年代，鄧鐵濤在醫療教學中，更感到脾胃學說有極豐富的內涵和重要的臨床指導意義，很值得倡導與研究。他翻閱了大量文獻資料，就其研究心得，撰寫了一系列論文，其中較有代表性的是1978年在廣東中醫學會的學術會上發表的《略論脾胃學說》，其文以生理、病理及治療為主線，對《內經》、張仲景、李東垣、張景岳、葉天士、張子和等有關脾胃學說上的論述加以整理、歸納，并結合臨床體會闡述了個人的認識與評介，對脾胃學說作了一次較全面的概括。指出脾胃與人體的消化、吸收、代謝、排泄、內分泌、免疫以至神經系統的調節功能都有密切關系，并對“中醫的脾胃實質是什么”進行了探討。認為從生理、病理來看，中醫的脾胃應包括整個消化系統的功能與有關體液，從治療角度來看，范圍就更大，可以說，調理脾胃能治療各個系統的某些有脾胃見證的范圍相當廣泛的疾病。

　　鄧鐵濤的上述認識，是從實踐中來，又在實踐中反復驗證的。他不單運用脾胃學說指導治療胃腸疾患，而且對西醫學中多種病癥如再生障礙性貧血、白細胞減少癥、重癥肌無力、風濕性心臟病、冠心病、肝硬化、子宮脫垂等，均有采用脾胃論治而收到良好效果的例子。他認為脾胃乃人體氣機升降之樞紐，受納運化水谷精微，達于五臟六腑、四肢百骸，在生理、病理學上占有重要位置，一旦發病，設法恢復脾胃正常功能，使氣機調暢，升降得度，是治療疾病，促進機體康復的關鍵環節。抓住脾胃這個軸心，不少奇難雜癥多可迎刃而解。80年代，鄧鐵濤以“重癥肌無力疾病脾虛型的臨床和實驗研究，探討其辨證論治規律及發生機理”為科研題組織課題組上報衛生部，于1986年10月經衛生部中醫司批準，定為國家科委“七五”重點攻關項目。經過4年努力，提出了重癥肌無力的病因病機為脾胃虛損且與五臟相關的學術觀點，總結出其辨證論治規律，使重癥肌無力的辨證論治系統化、規律化。用這些辨證論治規律指導臨床實踐，治療252例，取得了總有效率98．8%的療效，并進行了與激素治療對照共94例，兩組療效無差異，但無激素之不良副作用。該項研究成果于1991年1月通過國家級技術鑒定，認為這一研究達到國內外先進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