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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瑪麗蓮·弗斯·薩凡特是雜志專欄作家，專門回答各種讀者提問。這個不起眼的職業(yè)她干了22年，但薩凡特并非普通人。30年前，10歲的薩凡特接受了智商測試，答對了試卷上每個問題，測試結果說明她的智商高達228（普通人智商約為100），吉尼斯世界紀錄承認薩凡特是世界上最聰明的人。對于一個擁有如此非凡智力的人而言，寫一個小小的雜志專欄似乎是個奇怪的職業(yè)選擇，不少人指責她大材小用，浪費天賦。

　　紐約第5大道上的大都會俱樂部是一幢極盡豪華建筑，曼哈頓風格的典范。“不惜代價”，當銀行家J·P·摩根請以奢侈風格見長的設計師斯坦福·懷特為他設計一座私人紳士俱樂部時據(jù)說曾提出這樣的要求。今年1月的某個傍晚，俱樂部猩紅色的地毯上只有稀稀落落的幾個人。時間還早，7點剛過。瑪麗蓮·弗斯·薩凡特喜歡在此時光臨。

　　薩凡特擁有世界上最高的智商，喜歡跳舞。幾年前，她和丈夫羅伯特·賈維克———賈維克人工心臟的發(fā)明人———愛上了跳舞。他們每個月光臨俱樂部一次。如果到的時間夠早，兩個人可以享用整個舞廳。那個周一正是如此。房間內(nèi)空蕩蕩，樂隊正在演奏《AnythingGoes》，一個樂呵呵的老頭剛被舞伴領下場。整個舞池都是薩凡特和賈維克的，他們可以盡情地跳狐步舞。兩人60歲出頭，但仍然保持著完美的身材。她的步伐精準，他的動作似乎略顯魯莽。舞池里慢慢擠滿了人，衣冠楚楚的伴侶們像擠在鍋里的餃子，小心翼翼地移動著。薩凡特夫婦回到他們的桌子旁邊。“這就是典型的社交場合”，62歲的薩凡特說，“但我們不習慣。”幾分鐘后，一位表情嚴肅的男子正好在他們前方做出一串滑稽動作，兩人禁不住大笑起來。又過了片刻，兩人坐出租車回到位于市中心的寓所。“過去，我們跳得更多。”薩凡特離開時說，“然后我們就回辦公室工作。”

　　薩凡特———這是她的真實姓氏，巧合的是，Savant在英語中有“天才、專家”的意思，是瑪麗蓮母親的娘家姓———于上世紀80年代中期突然出名。1985年吉尼斯世界紀錄承認她正確回答了斯坦福-比奈智商測驗的全部試題，測試結果顯示她的智力年齡相當于22歲成年人，智商高達228.而參加測試時，薩凡特只有10歲，還是在密蘇里圣路易斯讀書的小女孩。

　　這一世界紀錄出版后，薩凡特一夜成名，她的生活從此改變。她出現(xiàn)在電視上，報紙雜志上。她未來的丈夫賈維克乘坐飛機時在一本雜志的封面看到這個女孩，決定找到她，請她和他交往。《Parade》周刊邀請她主持一個讀者問答專欄，名叫“向瑪麗蓮提問”，后來這個專欄被全美400多份報紙轉載。22年來，薩凡特碰到過各種各樣千奇百怪的讀者提問。比如，“云雀到底有多快樂？”“我妻子每天用吹風機吹頭發(fā)，噪音不會傷害她的耳朵嗎？”在這個過程中，她成為備受爭議的矛盾人物。在她的粉絲、忠實讀者和其他高智商的同伴看來，她是一個致力于解決各種問題的天才。在另一些人看來，她把才能浪費在瑣碎無謂的小事上；更有甚者認為，高智商不能證明任何事情，薩凡特就是活生生的例證。無論如何，她的名字深刻留在了人們的頭腦中。1999年，薩凡特像其他許多美國名人一樣成為動畫片《辛普森》中的一個角色。她是斯普林菲爾德門薩協(xié)會（高智商者組織）的成員，她的同伴包括好萊塢女星吉娜·戴維斯（《精靈鼠小弟》中母親的飾演者）。

　　在交談時，薩凡特從不用華麗的詞藻。她看上去絕對普通。“人們期望我像一本會走路的百科全書，或是人體計算器。”她說，“或者他們期望我與眾不同，滿口深奧的道理，甚至擁有超凡能力，但我完全不是別人想的那樣。”事實上，她說話和她寫專欄一樣清晰、精確，似乎惟恐被人誤解。談話時她提到童年時從圣路易斯她家的房子可以看到恒星，她說，“和紐約不同，這里只能看到金星。”然后，她停頓了一下糾正說，“抱歉，金星并非恒星。”薩凡特的淵博學識是不容置疑的，她寫了許多本書，包括幾部戲劇。然而在談到文學時，她顯得小心翼翼，惟恐被人認為狂妄自負。談到作家，她說她喜歡普魯斯特勝過喬伊斯，但又不忘補充說，“喬伊斯在《尤利西斯》中有許多不錯的細節(jié)描寫。”

　　這種溫和的性格掩蓋了她罕見的頭腦。但不可否認的是，薩凡特絕不是騙子。她的智商經(jīng)過反復測試。當我問到她的頭腦是如何解決問題的，她回答：“我的最初思想也許算不上思考，而更像一種感覺，一種概覽……有點兒像打仗時的決策。我會考慮各條戰(zhàn)線，各個方面，哪個地方至關重要，哪里需要什么樣的后勤補給……”賈維克說，薩凡特的天賦在于，她能非常冷靜地處理問題，對于答案她似乎沒有普通人的期待或恐懼。薩凡特寫專欄的雜志《Par-ade》的主編沃爾特·安德森和他雇傭的這位聰明的專欄作家早已成為親密老友。他認為薩凡特是個天才，像其他天才一樣，她的思維方式是無法為常人所解釋的。“瑪麗蓮就是厲害，”他說，“她的反應非常敏捷。如果光或電以每秒鐘18.6萬英里的速度旅行，那么你想大腦中神經(jīng)元反應的速度是多少？她知道你的每個問題的答案，在你說完問題之前，她就知道了。”

　　正因為如此，許多人無法理解，薩凡特為什么沒有更高的理想更遠大的抱負。1995年，俄勒岡州波特蘭市的軟件工程師赫伯·維納設立了一個網(wǎng)站，名字叫“瑪麗蓮錯了！”，目標就是查找糾正薩凡特專欄中的錯誤。他說，薩凡特擁有遠遠超過常人的非凡智商，但這不意味著人們必須無條件接受她的所有答案。但是真正讓他不滿的是，她竟然會滿足于寫一個小小的專欄。“看巴拉克·奧巴馬，看他是如何發(fā)揮自己的智慧的，”他說，“最無法讓我理解的是，她整天回答一些瑣碎的問題，解決一些無關緊要的小謎題，這些雞毛蒜皮的知識任何人都可以在圖書館或者互聯(lián)網(wǎng)上找到答案。她為什么不把智慧用來解決更復雜更重要的問題。”

　　抱怨歸抱怨，維納并沒有掩飾對薩凡特的尊敬，正如他在網(wǎng)站上所說：“瑪麗蓮遠比我聰明，至少按照標準智商測試來衡量。”但是，在更多人看來，薩凡特和她的職業(yè)只是兩個反面例證，說明所謂智商測驗并不準確客觀。關于智商測驗準確性的爭論持續(xù)了10年之久。其間，連吉尼斯世界紀錄大全的出版商也做出讓步，聲稱智商測試不夠統(tǒng)一可靠，無法簡單地根據(jù)測試結果判斷世界最聰明的人。因此薩凡特的紀錄將永遠無人打破，或者一開始就沒有打破的價值，要怎么看取決于個人觀點。

　　人類很早就熱衷智力攀比。在中國，西周時期（公元前1046年至公元前771年），官員的選拔依據(jù)“6技”，技能測試包括算數(shù)、箭術、馬術、音樂、寫作和禮儀。然而，直到19世紀，隨著達爾文理論的普及，人們才想到要設計一種統(tǒng)一客觀的測試智力的方法。如果說查爾斯·達爾文是現(xiàn)代生物學之父，那么現(xiàn)代智商測驗之父就是他的表弟弗朗西斯·高爾頓———統(tǒng)計學家、博學家兼優(yōu)生學創(chuàng)始人。1884年，高爾頓在倫敦國際健康博覽會上建立“人體測量實驗室”，測量了9000多名男女自愿者的身體指標，測試項目包括反應時間、視力、顏色敏感度、手穩(wěn)定性等等，試圖找到身體和思想能力之間的聯(lián)系。

　　在尋找天才的過程中，高爾頓沒能制定一套切實可行的智力測試標準。這一任務被留給法國心理學家阿爾弗雷德·比奈和他的學生維克多·亨利。比奈受命調(diào)查了大量的城市貧民區(qū)兒童，試圖判斷他們究竟是天生愚笨還是后天缺乏教育。他于1904年設計的測試題———測量包括記憶力、單詞量等30多個指標———為現(xiàn)代智商測驗奠定了標準。1916年，斯坦福大學心理學教授劉易斯·特曼修改擴充了比奈的試題，創(chuàng)造斯坦福-比奈智商試題，沿用至今。雖然特曼的思想比同時代其他學者更為溫和，無奈受時代所限，他依然信奉社會達爾文主義（社會達爾文主義認為社會可以和生物有機體相比擬。自然界“食物鏈”現(xiàn)象提出“弱肉強食，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觀點也可用于解釋社會現(xiàn)象。這種思想常被利用來強調(diào)人種差別和階級存在的合理性以及戰(zhàn)爭不可避免等。曾被其擁護者用來為社會不平等、種族主義和帝國主義正名。）1930年，美國24個州強制推行絕育法，特曼希望自己的智力測試法能被用于實踐。他在1919年寫道，“這（智商測驗）將最終用于阻止低能者的繁殖。”

　　此后，智商測驗備受爭議。二戰(zhàn)期間，在美國，超過900萬名男子經(jīng)過各種形式的智力測試。智力測驗風行一時，但爭議不斷，最大的疑問是，它到底能證明什么？兒童智力測驗、大學招生用的SAT邏輯測試、公司招聘用的心理計量測試也許是為了發(fā)掘有能力的個人，但在更廣泛的意義上，它們加深了已經(jīng)存在的社會差距。不同性別、種族的智商測試差異導致了關于平等、偏見和權力的 #p#副標題#e#爭論：該由誰來定義智力？誰設計了測試題？在美國，各種各樣關于智商測驗的爭論最終都會被引向一個問題：白人和黑人的智商測試差距。

　　1994年，心理學家理查德·赫恩斯坦和保守派政治科學家查爾斯·莫里出版《貝爾曲線》一書，引發(fā)最近一次關于智商的激烈爭論。赫恩斯坦和莫里認為智商測驗分數(shù)是社會成功程度的優(yōu)良指示器，并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我們的基因。這就暗示了，社會不平等是不可避免的公正的；城市黑人貧民區(qū)的“智力低下階級”生孩子太多。該書大有為優(yōu)生學平反的趨勢。“莫里先生盡管抗議抱怨，”《紐約時報》專欄作家鮑伯·赫伯特寫道，“他的書其實和委婉地辱罵他人為‘黑鬼’沒有區(qū)別。”

　　在激烈的政治爭論下是一門并不完善的科學。在《貝爾曲線》爭議后，美國心理學協(xié)會組成的特別小組結論認為，兒童智力測驗成績能在一定程度上判斷其未來學業(yè)成績，誤差不超過25%，換句話說比胡亂猜測稍微準確一點兒。

　　智力測驗能真正衡量的東西和我們對它的期待存在巨大差距。“如果你告訴一個人他在某個年齡的智商，他可能一輩子都會記得。”劍橋大學心理測驗學中心主任約翰·拉斯特教授說，“這就像是星座圖。”拉斯特說，在西方語言和文化中，“智慧”是個戴著光環(huán)的崇高概念，它和我們回答一堆邏輯問題的正確比例有巨大差別。但是，在缺乏其他更好判斷方法的情況下，人們無法不重視智商。雖然不能說智力測驗分數(shù)毫無用處，但如果期望從中挖掘出更多答案則注定徒勞。

　　毛病出在兩個方面：我們好像輕信的病人，過分相信測試結果；而醫(yī)生們又過分理論化。“智力測驗的目的從來不是檢測我們解決問題的能力，”拉斯特說，“有部分人認為，高智商者更先進、進化得更高級、更接近完美人類，或者說更接近上帝。但事實上，智力測驗只能得到一堆問題的答案。”

　　高智商者們成立了眾多協(xié)會和組織，它們無一能夠證明這世界上存在一種高于普通人的優(yōu)越物種。最著名的高智商者組織門薩國際（成員智商高于148）1946年成立于英國，有著高尚的夢想———它的創(chuàng)始人羅蘭德·波瑞爾希望網(wǎng)羅天下優(yōu)秀頭腦，用于改進社會。事實上，這一類烏托邦式的組織往往退化成無法適應社會者的避難所。高智商者協(xié)會ISPE的主席帕特里克·奧西告訴我說。“擁有高認知能力既是福也是禍。”距離100的智商平均值越遠，一個人越可能被孤立。“如果你的智商為160，甚至更高，”奧西解釋說，“那么你可能只能和1%的人找到共同話題。”在ISPE的600多名成員（智商全部在150左右，甚至更高）大多有過在社交上被排擠孤立的經(jīng)歷。此外，找到發(fā)揮自己能力的渠道也是一種挑戰(zhàn)。“聰明是件好事，遙遙領先的感覺不錯，但如果卓爾不群到了一定程度，你將變得不可信任：你會變成人們口中的書呆子、怪物。”他說，“在社交上必然存在缺陷。”

　　在紐約采訪瑪麗蓮·弗斯·薩凡特時，我還拜會了一個叫羅恩·豪伊夫林的人。豪伊夫林比薩凡特大兩歲，同樣來自圣路易斯市，擁有190的高智商，但此外似乎找不到任何過人之處。他住在離薩凡特家?guī)讉€街區(qū)外的一家自助洗衣店的樓上。他自稱自由職業(yè)者。我們在溫迪快餐店見面。每天下午他在此寫他的哲學論述的最后章節(jié)。他計劃自己出錢出版這本書。書名長而拗口，叫《范疇百科全書：范疇理論和哲學的統(tǒng)一范例》。

　　餐后我們慢慢走回豪伊夫林的公寓。他由于視網(wǎng)膜反復脫落，眼睛幾乎完全瞎了———我問他，高智商給他帶來了什么。他說，測試結果讓他獲得了一定的自信，但他也因此被主流教育所排斥。在他看來，智力測驗更客觀，因而比傳統(tǒng)的依靠教師教授的主觀教育更可靠。“我可不想讓一些冷血的怪物扭曲我的思想。”他說。

　　豪伊夫林是各種心理測試的愛好者。他給我看了他的一個性格測試的結果。圖表上，長短不齊的橫軸線表示各種個性的極端程度。比如警惕性、從容度等等。在戲劇性一欄上數(shù)據(jù)為“零”。“所以我從不寫小說，因為我沒有戲劇細胞。”豪伊夫林解釋說。我反駁說，人的性格特征錯綜復雜，相互影響，恐怕很難通過幾個簡單問題反映出來。豪伊夫林禮貌地暗示說，我會這么想也許是因為我太多疑，或者太害怕，或者二者兼有。“你為什么認為個性不能被測試？”他問我，“復雜并不意味著不能嘗試找到答案。它是一種模式。即使人的個性也只是種種模式，不對嗎？就好像海洋中的波浪。你可以通過研究流體力學弄明白波浪的起起落落。對人類也是一樣。”幾天后，在一封電子郵件中，豪伊夫林用另一種方式解釋了他對心理測試的興趣：“我極度害羞，不能不去想，到底哪里出錯了。”

　　了解這一切后，我突然很想知道瑪麗蓮·弗斯·薩凡特的高智商對她意味著什么，是優(yōu)勢還是負擔？劍橋大學教授約翰·拉斯特說，要在智力測驗中獲得高分，頭腦必須具備非常特征。首先是“硬件的優(yōu)勢”，硬件至關重要，但在極端情況下卻有害，一個典型的例子是，許多高智商者同時也患有阿斯伯格綜合癥（一種輕微自閉癥）。其次，要有高智商必須能力廣泛。智商測驗衡量各類思考能力（比如邏輯、語言、數(shù)學、記憶等等），而大多數(shù)人僅擅長某一個類型。因此，從本質(zhì)上說，超常的高智商說明大腦發(fā)育相當平均，反而沒有特長。用拉斯特的話說，這就像是“掌握了太多東西，找不到重點。”

　　然而，就薩凡特而言，她的追求正是知識的廣博。她談到自己的工作時說，“由于廣泛閱讀各種題材和類型的書籍，我的信息極度膨脹，但全都是膚淺的知識，無一精深。”一天下午，我們在她的辦公室見面。她的辦公桌上擺放了3個電腦顯示器，窗外可以看到高高矮矮的建筑物屋頂，遠處是蜿蜒的哈德遜河。在這間俯瞰曼哈頓的50層樓辦公室，薩凡特每天回答200至300個讀者提問。提問內(nèi)容五花八門，從個人生活到幾何代數(shù)，無所不包。“我似乎能聽到每個人的話，我是說站在這個制高點。”她說，“我很喜歡窗外的風景。很難用言語表達，我感覺從這里能夠洞悉人生，其中別有樂趣。”

　　她用了很長時間才走到今天。薩凡特1946年出生于圣路易斯市，原名瑪麗蓮·馬希。她的父母約瑟夫·馬希和瑪麗安娜·弗斯·薩凡特分別是德國和意大利移民。夫婦倆在城里的藍領居住區(qū)經(jīng)營一間酒吧兼烤肉店。薩凡特描繪自己的童年———事實上是她人生的前半部分———好像是在講述別人的生活，給人一種距離感。她講述她的父母試圖把她和兩個哥哥養(yǎng)成地道的美國人。“小時候，我記得總聽他們在家里用蹩腳的語法講支離破碎的英語。聽上去非常有趣。你知道，他們已經(jīng)盡力了。”她提醒我不要過多分析她的出生和過去。“人們通常過分注重這種背景性的東西，我覺得很有趣，”薩凡特說，“在我看來這有點兒奇怪，因為那就像是黑暗年代，另一個年代，仿佛屬于另外一個人。”

　　在學校，她的天才很快展露出來。7、8、9歲時參加智力測驗都得到最高分。10歲時，薩凡特參加斯坦福-比奈智商測試，獲得滿分。來自當?shù)匦６瓡囊晃恍睦韺W家說，他還從未見過這樣的事情。但在薩凡特看來，這沒有什么奇怪的。“這根本就不是什么新聞，”她說，“我覺得很正常。”她的校長卻深受震動。把她從班上找出來，特許她在校長辦公室學習。于是開始了她人生中古怪的一章。她成為學校少數(shù)可以看到其他學生智商分數(shù)的人。她養(yǎng)成了一種特別愛好：找出和真人匹配的智商分數(shù)。“我和他們說話，然后猜測他們的智商分數(shù)，再去校長辦公室找出試卷檢查猜測是否正確，”她回憶說，“我慢慢地變得精于此道。”

　　16歲時，薩凡特結束了幸福的學生生活。她結婚了。像她母親一樣早婚。很快參加家族生意，那時已經(jīng)從酒吧發(fā)展成為連鎖干洗店。她說，“那是一段漫長，漫長的時光。”我問她什么時候才意識到自己不屬于這樣的生活。她回答說，“你必須明白我的環(huán)境，我根本不了解外面發(fā)生的事情。”除了在城里的大學聽過幾堂課，未滿20歲的薩凡特徹底告別正式教育。她生下兩個孩子，20多歲時離婚又再婚。與此同時，她和兩個哥哥及父親把干洗店發(fā)展到了40家，還有一家出售干洗設備的公司。她參加了門薩國際。她說是為了更好教育孩子。但大多數(shù)時間，薩凡特忙著管理家族生意的賬目。“我是家里最可靠的一個，”她說，“需要公正評判的時候，大家都來找我。”

　　第二次婚姻失敗后，35歲的薩凡特才開始考慮離開圣路易斯。她決定成為劇作家。她存了一些錢，在紐約租了公寓。父親去世后，她永遠離開了圣路易斯。

　　她三言兩語代過初到紐約的經(jīng)歷。她說，“不過是一堆亂七八糟的事情，乏善可陳。”但這是她人生中的關鍵時期———1983年到1985年， #p#副標題#e#她從干洗店業(yè)主一躍成為世界上最聰明的人。據(jù)羅恩·豪伊夫林回憶，她那時參加了好幾個高智商者組織。“她希望成為作家，這我也知道。”他說。現(xiàn)在，薩凡特刻意遠離這個聰明人的世界，但在當時她很想知道高智商能夠給她什么樣的幫助。她說她不知道自己童年時代測試結果是怎么被送交吉尼斯委員會的。波士頓律師安德魯·尤金多爾夫說，這個點子誕生于1983年的一個晚餐會。尤金多爾夫想寫一本關于高智商協(xié)會的書，他記得自己向薩凡特提了幾個寫書的點子，建議協(xié)會把她的智商分數(shù)寄給吉尼斯紀錄評審委員會，借此成名。“她只是又一個來紐約闖蕩的人。”他告訴我說，“她的智商使她與眾不同，我記得我們當時討論‘要如何加以利用？’其實利用的東西只要夠特別，具體是什么并不重要。譬如她的皮膚是綠色，我們可以宣傳說，她是世界上唯一的綠皮膚的人。”1983年7月25日，尤金多爾夫代表薩凡特給吉尼斯委員會寫信。1985年，她的智商得到承認，比前紀錄保持者高了31分。第二年，她開始為《Parade》雜志寫專欄。

　　此后她的生活就一直圍繞問題旋轉。一個接一個的問題。《Parade》的同事沃爾特·安德森回憶說，在雞尾酒會上，人們總是包圍著薩凡特問各種謎語和數(shù)學難題。她總是一一作答。“從她還是小姑娘時，就開始回答各種問題，”他解釋說。這些邏輯問題似乎都難不倒薩凡特。在類似場合她總是所向披靡。那么多年過去，安德森仍然對薩凡特的下一個回答充滿興趣。他甚至相信，她對金融危機的了解超過我們其他所有人。“你知道，過去25年，有人對瑪麗蓮胡說八道，妄加指責。”采訪即將結束時他說，“一些作家想顯示自己有多么聰明。但真正的問題是，我們應該問她什么樣的問題？我們應該重視她。如果說有人鄙視她的工作無足輕重，那是因為人們問的問題雞毛蒜皮。”

　　只有一個問題似乎不能問薩凡特，憑借超人的大腦，她還能干出什么成績？但這個問題似乎不得要領。第一次見面時，我告訴她，我一直認為，智力僅僅是一個工具。在那個霧蒙蒙的下午，當我們告別時，她糾正我說，“我猜你也許是對的。但我認為它似乎也是人性的一部分，或者說人的一種素質(zhì)，未必要用它達到或獲得什么……它可能只是你的一部分。在我看來這樣就夠了。”文：SamKnight

　　蒙提霍爾悖論

　　上世紀90年代初，瑪麗蓮·弗斯·薩凡特因為回答“蒙提霍爾悖論”而臭名遠揚。蒙提霍爾問題，亦稱為蒙特霍問題或三門問題（英文：MontyHallprob-lem），是一個源自博弈論的數(shù)學游戲問題，大致出自美國的電視游戲節(jié)目Let‘sMakeaDeal.問題的名字來自該節(jié)目的主持人蒙提·霍爾（MontyHall）。這個游戲的玩法是：參賽者會看見三扇關閉了的門，其中一扇的后面有一輛汽車，選中后面有車的那扇門就可以贏得該汽車，而另外兩扇門后面則各藏有一只山羊。當參賽者選定了一扇門（假設是1號門），但未去開啟它的時候，節(jié)目主持人會開啟剩下兩扇門的其中一扇（假設是3號門），露出其中一只山羊。主持人其后會問參賽者要不要換另一扇仍然關上的門（2號門）。1990年9月9日，一位叫克雷格·維特克的讀者寫信給薩凡特問：換2號門會否增加參賽者贏得汽車的幾率？

　　薩凡特回答說，換一扇門中獎幾率更高。這一回答引起強烈反應。成千上萬封抱怨信接踵而至。抗議者不乏數(shù)學老師和學者。一位來自佛羅里達大學的讀者說，“這個國家已經(jīng)有太多數(shù)學盲，我們不需要世界最高智商者制造更多這樣的傻瓜。可恥！”另一位讀者辱罵說，“你就是一頭山羊！”美國海軍研究學院一位叫埃弗里特·哈曼的讀者寫道，“你犯了個錯誤，但往好的方面看，如果錯的是那些理科博士，那這個國家就麻煩了。”

　　但是，薩凡特并沒有錯。最終，她用了4個專欄解釋，讓一個班的小孩在課堂上親自試驗，又經(jīng)過幾百篇新聞報道后，終于讓她的讀者相信她是正確的。“那真是有趣，我特別喜歡看那些尖酸刻薄的抗議信，”她說，“那些大膽到厚顏無恥的人！我是真愛他們。”

　　解決這個問題的關鍵是主持人，他總是會挑后面沒有獎品的門。根據(jù)對這個游戲結果的統(tǒng)計，那些選擇換門的玩家獲勝得獎的幾率是沒有選擇換門者的兩倍。薩凡特在第3篇專欄中解釋說：“當你第一次從3扇門中選擇1號門時，該門后有汽車的可能性為1/3，而另外兩扇門后有獎的可能性為2/3.但此時，主持人出場，給你提供一條新線索。如果獎品在2號門后，主持人會開3號給你看，如果獎品在3號門后，他則會開2號門。因此，如果你選擇換門，那么假如獎品在2號或3號門后你都將獲勝。但如果你不換門，只有當獎品在1號門后時才能獲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