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春節前夕，我們好不容易盼來了老板發的紅包。欣喜之余，我涌現出強烈的好奇心，想知道同事們的紅包是多少。我幾次走到小劉的辦公間里，想開口問他拿了多少，但話到嘴邊還是咽了回來。小劉似乎發現了我有心事，溫和地詢問我，我連忙裝出向他請教工作來掩飾自己。因為公司有規定，員工要對自己的獎金數額保密，更不允許打聽別人的獎金數額。 
　　我們這家著名民營企業的規章制度很嚴，對員工的言談舉止都有近乎苛刻的要求。用老板的一句名言來說，就是要把員工“格式化”。我們20來個職員全部集中在一個大房間里工作，每個人都坐在用隔板圍成的兩平米空間里，一張桌子一臺電腦一個椅子。人人的工作都很飽和，往往一坐就是一整天。像這樣工作3個月后，我感覺我們真的都被“格式化”了，同電腦辦公桌一起成為小方格里的一個符號，成為公司管理流水線上的一個標準工具。同事之間除了公事之外，幾乎無話可說，短暫的午休是惟一的自由時間，大家也只是上上網，玩玩游戲。同事間我只和小劉有話可說，我們同為文員，打字的速度同樣飛快。總經理順勢讓我們倆兼任打字員，自然就可以少發一個打字員的工資。

　　有一天，我向小劉借他的AUTOCAD2000的光盤。當時他正埋頭打字，便看也不看地就遞給我一串鑰匙說：“在中間的抽屜里。”我打開他的抽屜，看到一個紅信封，上面有一張計算機打印的單子，赫然寫著“年終獎5000元”。還給他鑰匙后，我心里特別不平衡：“我和小劉干一樣的活，同時來公司，而我才有2000塊，他憑什么比我的兩倍還多！”我平時對錢看得并不很重，但卻受不了如此的欺騙和愚弄。我一時沖動，就大膽向老板表示了我的不滿。老板微笑著說：“不可能的，他的錢不見得比你多嘛。”當我肯定地說出小劉的獎金數目時，老板臉上的笑容凝固了一會，很快又恢復了正常，“我知道了，我查一查是不是財務部弄錯了。”兩天后，即臘月二十八的那天，財務部部長通知我“根據總經理決定，從小劉的錢里扣3000元給你，因為他泄露了公司的機密。”我驚訝得不知所措，回到辦公室里，無意中看見小劉在悄悄地流淚，他那痛苦的表情至今還清晰地印在我的腦海里。

　　3個月后，我聽說小劉的母親長年患病，家里經濟很困難。而他始終沒有因那件事情責備過我一句，這更令我內疚得睡不著覺。當我痛下決心要向他認錯，并給他一定的補償時，他卻無聲無息地跳槽離開了公司，而且沒有留下任何聯系方式。他走了以后，我在公司更孤立了，沒有一個人愿和我說話。同事們那鄙夷的目光仿佛在唾棄我：你這個見利忘義的小人，你這個出賣朋友的叛徒！